后，同知谏院范师道上疏说：“窃闻诸阁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宝白制，并为才人，不自中书出诰，而掖庭觊觎迁拜者甚多。周、董之迁可矣，女御何名而迁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员，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宫闱给侍不过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无几。若使诸阁皆迁，则不复更有员数矣，外人不能详知，止谓陛下于宠幸太过，恩泽不节尔。夫妇人女子与小人之性同，宠幸太过，则渎慢之心生，恩泽不节，则无厌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烦，需索太广，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户百家之赋，岁时赐予不在焉。况诰命之出，不自有司，岂盛时之事也耶……”
“宠幸太过，则渎慢之心生，恩泽不节，则无厌之怨起”，这句话看来是隐有所指的，而彭城县君的表现也引起了御史台的特别关注。不久后，御史中丞韩绛查出彭城县君曾通请谒为奸，密告今上，今上遂严查十阁宫人，选出其他不谨、骄恣者，与彭城县君一起逐出宫，贬为女道士，或勒令她们削发为尼。而清河郡君，在经皇后提议，中书赞同后，今上将她迁为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