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夜不眠不休的抢救和医护人员的努力，第二天清晨，周玲的状态竟然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她呼吸平稳了许多，脸色也恢复了些许血色，甚至能虚弱地睁开眼，喝下几口水。守在病床边的安旎和几位轮班看守的管教都稍稍松了口气，紧绷的神经暂时放松下来。
看到周玲意识清醒，安旎知道这是沟通的关键时刻。她搬了把椅子坐到床边，俯下身，用尽了她练习多年、蕴含着无限悲悯与温柔的声线，轻声对周玲说：
“周阿姨，您醒了？感觉好些了吗？”她的声音如同温暖的涓流，试图抚平眼前这个饱经风霜的女人的恐惧和不安。
周玲浑浊的眼睛看向她，带着一丝茫然和戒备。
安旎继续柔声说道：“我是检察院的安旎，您案件的承办人。您别担心，好好养病，身体最重要。”她顿了顿，语气更加坚定和诚恳，“关于您的案子，我会尽全力，为您争取最轻的判决。您是为了保护斯越，情况特殊，法律会考虑到这一点的。请您一定要安心养病，为了斯越，也要坚持下去。”
她的话语充满了安抚的力量，试图给这个生命烛火已在风中摇曳的女人一丝活下去的盼头和底气。
周玲听着，眼角缓缓滑落一滴浑浊的泪水，嘴唇翕动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极轻地点了下头。
看到周玲似乎听进去了，状态也稳定了，安旎心中燃起一丝希望。她不敢耽搁，立刻起身，对管教嘱咐了几句，便匆匆离开医院，赶回检察院。她要去查阅类似案例，寻找一切可能对周玲有利的法律依据和辩护角度，她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甚至，在回单位的路上，她就迫不及待地通过奶奶，联系上了在江城做律师的表姥爷郭洪江，将案件情况简要说明，恳请他能否提供一些专业的法律意见，或者在未来可能需要的庭审中施以援手。郭洪江在电话那头听着外甥孙女（辈分上）急切而充满正义感的陈述，答应会关注此事。
安旎奔波忙碌了一整天，心中揣着刚刚点燃的希望之火，虽然疲惫，却感觉脚步是扎实的。
然而，她同样没想到，也无力抗拒医学上的无情规律。
周玲白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