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方志学钻研

一九八0年秋天，林正秋正式调进杭州师范学院（下称“杭师院”）。

进入历史系不久，他向系领导提出了一个请求，开设地方史课程。

他说：“在大学历史系中开设“地方史教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想法由来已久。

我国面积是如此的辽阔，东西南北中，差异很大，文化历史、地理特色、人物思想、风土人情、民族结构有着不少差异，可是是学校里只有全国史、世界史，却没有地方史，这个课题很值得探讨。学生只知道黄河、长江，知道上海、北京，却不清楚家乡附近的那条河、家乡的这座城镇的文化历史，故乡这块土地的故事，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

杭师院，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师范类院校历史系，让学生了解本土文化历史，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我主张开设地方史的主张，还有二个因素，一是基于个人的钻研与爱好，另一个原因则是“地方史”是个冷门，全国大专院校尚未设立地方史课程。

如果是中国史，或者，世界史，作为区域大专院校的“杭师院”，那有条件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这些全国知名学府拚高低？惟有地方史，杭州存量多，资料较丰富，一个不可多得的强项；另一个考虑是，作为六大古都之一的杭州，对于故都文化研究，与全国其它古都相比，杭州能起到领跑作用，因为当时（八十年代）全国着手地方史研究的科研机构有限。

又说：“这个主张提出来后，师院领导层相当支持，在历史系成立了‘浙江地方史研究所’，系内开设了‘地方史’课程，安排我担任地方史研究所所长，主讲本省地方史。”

林在获得领导的支持后，有了机会，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自己所钟爱的地方史研究与教学当中去，潜心研究杭州乃至浙江历史了。这门课是新设的，尚属“前无古人”状态。

在民国之前，私塾或书院中几乎没有系统的教过现代意义的历史学，但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地方史志的刊印，除了战争、灾荒与特殊年份，留存了浩翰的文史典籍。虽说在文革动乱年代，在“破四旧”时期（注1），民间典籍大抵销毁，但是在图书馆古籍部却得以幸存，有确凿的资料可以查考，这是一个优势条件。

进入民国以后，虽说谭其骧（注2）一九四七年应浙江教育会之邀在杭州湖滨民众教育馆做过《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这样的演讲，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但是文字简约，属于杭州城市史文化最早的系统研究，只是远没有达到可供编写学校课本作为依据的份上。

开设之初，课程面临“三无”状态，即无先例可以遵循、无教学大纲和教材可以参考、无浙江地方史编目，当然，也没有课题费，一切科研费用全要自已掏腰包。

初始，地方史教学授课教师只有林正秋一个人，困难可想而知，独自承担起查阅资料、备课、授课的任务。没有现成教材可以利用或参考，便四处寻找、搜集、积累地方史料，并同步开展了有关以地方史为核心的专题研究。素材的逐步积累，有个聚沙成塔过程，从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九年期间，他撰写了四十余篇地方史研究论文，同时出版了几部专著，包括《南宋都城临安》、《古都杭州研究》、《古代杭州研究》等。这些内容其实就是他逐步演进提升的过程，也为他文革前在学军中学教书时，在图书馆古籍部研读典籍的成果做了注解。

整理古籍与编写讲义

林生活简朴，为人随和，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打牌、搓麻将、不摆架子，惟有的嗜好就是看书、购书。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一次在旧书店见到一套清代版《咸淳临安志》，出价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币，一个可观的数字，几乎相当于他的二个月工资。

他见了爱不释手，马上将那套书买了下来。

到了七十年代末，听说台湾出了一套张其钧先生（注3）主编的《中国文化大词典》，仅管要价三百多元人民币，仍然咬了咬牙，将那套书买回家。

多年来的资料积累，使他对宋史的研究又上了一个层次。

不过，没有现成的教材与方案，只得自己编写讲义。自此，林正秋有了机会一心一意投入到研究地方史。当然，这门课尚属“创始阶段”状态，没有现成教材可参考。

于是，四处寻找，搜集地方史资料，自己编写教材。

首选地点就是浙江图书馆孤山古籍部，他常常带上二个馒头，用热开水泡壶茶，简单地解决了午饭问题。时间泡在故纸堆里悄然流逝，终于整理出一套系统的浙江地方史讲义（《古代的杭州》）供师生研究与教学之用。

林说：“那时，我常常一个人一整天呆在浙江图书馆孤山古籍部阅览室查资料，做了许多笔记，写了成千上万个条目。”

每次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生怕看了后，一时用不上，就会成为过眼烟云，如果将来写作要派上用场，再找就费时费力了。他总是随身带着卡片，分门别类的写着“杭州城门”、“杭州人口”、“杭州街巷”、“杭州市井”、“钱塘江”等，以备将来写相关论文时查考，可以激发新的灵感，这样不停步的抄写、不停步的记录。如果以数量计算，每天抄七、八张的话，抄了成千上万张卡片，可以装得下整整几个箱子！

按制度，读者在图书馆看书，对于借阅珍贵的古籍文献，中午必须交回，下午开馆时再续借。孤山图书馆周围没有廉价食堂，中午必须赶到杭大宿舍吃饭，会浪费许多时间。

管理员见林每天上午、下午来回跑，很辛苦，同情地说：“要么这样好了，中午闭馆时，你借的书就不用还了，我们给你泡瓶热水，你带点干粮来，在馆中吃饭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林只是一名讲师，工资不高，常常自己带上二个馒头，用热开水泡壶茶，简单地解决了午饭。他说，没有什么课题费，一切费用全要自掏腰包。

古籍部的复印是要收费的，每页二元。对于一名青年教师，也是一项不小的负担。一般的情况，多是手抄，实在不得已才去复印。后来，管理员见他复印数量多，又是自费，起了恻隐之心，说道：“我们开个特例照顾你，每页只收一元。”

说到当年编写教材的艰辛，林说:“调到杭州师范学院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一个转折点，领导支持我的科研活动，让我在工作中心情愉快。那时年青，精力旺盛，分秒必争地搞科研，尽力每天做到工作十六小时以上。改掉了多年来养成的午睡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