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的证据几乎都是“负面”的。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左都御史张问达刻意为之的结果。
张问达将十三名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分成了好几个组，每个组各配数名临时征募的翻译官。
翻译时，每个组随机领取材料独立翻译，互不交流。每份材料都要由两个以上的组做交叉翻译，只有针对同一份材料的不同翻译的大致意思相同，翻译出来的内容才会被记录在案，作为给案子定性的依据。反之，如果交叉翻译的结果互不对应，那么原材料将被交给其他的组进行再翻译。
通过这样的设计，都察院筛出了许多与门多萨神甫相关的书信文章，以及与之无关但着实悖逆的文字。而汤若望所以在组则一直被特别对待着。这一组在随机分得的材料之外，还兼译了所有的“悖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