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正六品的尚宝司司丞，而在皇帝给吏部的旨意里，袁可立直接就是正四品的通政使司左通政了。
这已经不仅是起复了。要知道，袁可立在被万历皇帝削籍之前，只是一个正七品的山西道监察御史。就算要升，按照官场惯例也是先低位起复，再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升迁。可是皇帝完全不讲官场惯例，直接就给了袁可立一个四品官，显然是准备重用。
不过比起徐光启，皇帝对袁可立的看重也就算不了什么了。袁可立罢官后，从不出入公府，平日很少关心官场的事情，连邸报也不看。来京之前，他还以为徐光启仍是正四品的詹事府少詹事，只不过因为辽事加挂了都察院御史的衔充作练臣，在通州督练新军。
可走到半路，袁可立却听说这个同岁的后辈直接进京当大宗伯，位列九卿了。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极特殊的偏爱，还是一种让袁可立难以理解的偏爱。
在袁可立看来，当时徐光启身上唯一的特点，就是积极兵事。在其他方面，徐光启并不比别人突出。就算跳着脚往上升，也该是进兵部，或是直接扔去辽东、朝鲜这些地方领兵，再不济也是去户部督饷，或者去工部造兵器、修工事。进礼部当掌印尚书实在是太怪了。
进京之后，袁可立原本的疑惑解除了，但心里又升起了更深的疑惑乃至担忧。
皇帝让徐光启做礼部堂官似乎只是因为他与西洋人交好，并推崇西洋学问。这确实是徐光启的独到特点，也能用来解释徐光启为何升迁。
但袁可立不理解。
尽管说袁可立也承认，西洋的学问确有其独到可取实用之处，不过这些学问归根到底也就是术而已，在大道上比之儒学并没有更多创新。袁可立对基督教的教义更是没有任何兴趣。
他实在不理解皇帝为何如此重视这些人，结合张天师受召的事情，袁可立甚至异想天开地认为皇帝可能是因为听谁说西洋人有什么修仙的独到法门，所以才格外重视。
出于对这一猜想的担忧，他还特意警告徐光启，让他一定要防着西洋人靠修仙法门、左道学术接近皇帝迷惑圣听。把徐光启搞得一头雾水。
放榜过后，袁可立离开科场，回到通政使司得知发生沈阳教案，皇帝震怒的事情，他竟有些窃喜。皇帝不为海外巫蛊所惑，这毫无疑问是一件于江山社稷有益的事情。
不过窃喜之余，袁可立又怕徐光启因为这个事情受到牵连。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一天之内从云端跌到泥底也不奇怪。礼部尚书做不成了都是小事，要是给徐光启定下“导夷入华”的调子，被拿到诏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