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银幕上，刘伊妃饰演的张纯如与夏淑琴老人相对而坐。
老人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掀起藏青色棉布衬衫，露出腰间三道泛白的疤痕。
那疤痕如同干涸的河床，在苍老的皮肤上蜿蜒出1937年的血色记忆。
夏淑琴老人嘶哑着声音讲述：“我家住在中华门的新路口。”
“那天中午，大概有三十多个日苯兵冲到我家来，我父亲求饶不成被枪杀。”
“我母亲姓聂，她还在给怀里一岁的妹妹喂奶，顾不得管我们，躲到了桌子底下。”
“日苯兵把她拖出来，妹妹被活生生地摔死。”
“我母亲被轮健后刺死，外祖父聂佐成、外祖母聂周氏为保护16岁的大姐夏淑芳和14岁的二姐夏淑兰，被日军枪杀。”
“两位姐姐同母亲一样罹难，死前还被插上了木棍。。。”
夏淑琴讲到这里已经有些麻木，断断续续地交待完了一家九口最后的命运。
即便已经在法庭、记者、学者面前无数次重复这段血色回忆，夏淑琴老人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大银幕上的刘伊妃，和大银幕下的刘伊妃，同时泪崩。
电影的戏剧张力和情绪铺垫在这一刻达到极致，哭泣声从不同角落涌上来，像冬夜的潮水漫过沙滩。
整个柏林电影宫内化作一片泪海。
镜头推进，给到张纯如的扮演者刘伊妃特写。
她并未夸张地放声痛哭，而是先有一个细微的吞咽动作，喉头轻轻滚动，仿佛在强忍翻涌的情绪。
当老人讲述妹妹被摔死的瞬间，刘伊妃的左手无意识地攥紧了笔记本边缘，指节发白却保持稳定。
右手则悬在半空，呈现出想要安抚又不敢贸然触碰的克制。
最动人的是声音的处理。
在老人哽咽停顿时，刘伊妃用几乎气声的语调问出“后来呢？”，这三个字的尾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既推动叙事又饱含共情。
这种表演不靠煽情，而是通过呼吸节奏、微表情和恰如其分的沉默，让观众看到一位学者如何用专业态度承载历史之重。
克制而又细腻。
在场的专业导演、演员，评审会成员们都微微颔首，惊叹于这位年轻的华人女星，在这一段中的演技卓绝。
他们想到了张漫玉。
张纯如和杨夏明、段月萍等人从夏淑琴家离开了。
一连几天，张纯如、杨夏明、段月萍等人走访完了剩余的幸存者，获取了大量一手采访资料、照片、录音。
这些都是她的有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