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宋城”策划

林正秋参与杭州旅游规划编制，决非偶然，源于对这座城市的深入研究。

当时尚未有新版的地方史出版与传播，惟有少数学术杂志刊载论文，以及大专院校历史系开课，只在小众范围内传阅。他的写作与研究，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仍然是闻所未闻之事。

在林看来，了解这座城市的“根”，对于市民，尤其是规划者来说，攸关重要：我们不是发现新大陆，在一片旷陆无人区开创未来，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规划需要延续当地发展业已成形的历史脉络，应当是开发的主轴。可以说，林多年来的努力，为这座城市建设以及今后发展做了理论及心理上的奠基与铺垫。

杭州城源起

林探究了杭州城市的源起，在《杭州城市发展史略》（注1）写道，远古时期，今天的杭州城区与西湖所在地，只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海湾，西湖南北有峥嵘的群山，惟有山的峰顶露出水面，大部分地区埋在海底。北面的北高峰、龙河山，西南的凤凰山、吴山等只是东向突出的两个海岬而已，整个海湾呈马蹄形。

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城西北一带已经有原始人类活动。

一九三五年小和山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证实，这一带高山起伏、湖泊密布、平原旷陆，土壤疏松，成为人类栖息繁衍的好地方。

“钱唐”初见于史册，明代万历《杭州府志》记载，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置会稽郡所属二十四个县，钱唐县是秦王政二十六年设置的。

秦廷为了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与财赋传送，开辟了一条从咸阳到会稽的驰道。

《史记·秦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十一月，始皇东巡浙江，途径丹阳（今江苏江宁县丹阳镇）至钱唐。由于钱塘江浪涛险恶，只好再向西行走了一百二十里渡江，在绍兴立了“会稽石刻”，“钱唐”之名，才首次见诸史册记载（注2）。

城市稚形，隋朝治理时间虽短，但对杭州之成为一个城市起到奠基作用，一是依凤凰山麓开筑州城，城垣的兴起，有利于安保与经济发展；

二是以杭州为南端终点的京杭运河通航，全长四千余华里，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迄余杭，构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南北运输的顺畅，人员往来的密切，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交流，为城镇发展与都市繁荣奠定了基础，也夯实了杭州自运河畔开始至钱塘江岸的城市稚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北方连年战事，百姓南迁，为长江以南地区带来了先进文化与技术，促进了钱塘江流域的开发与航运，处于江左的钱唐县得到迅速发展。

只是钱江怒潮汹湧澎湃，时常吞噬两岸居民生命财产，构成了一大祸患，因此不管哪位地方官的到任，都会把防范江潮泛滥摆在首位。

东南名郡，到了唐代，杭州提升为大都督府，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

唐廷将全国的绢布按质量优劣分为九等，杭州名列第四，造船业与当时制造船舶中心的扬州与苏州并驾齐驱，店肆多达三万余家，商业税收占全国的百分之四。

实际上，晚唐时期杭州就已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东南名郡了。

吴越国都，唐末，中原战乱，钱镠取杭州为吴越国都城，成为五代十国之一（注3）。占地两浙十三州一军，又因钱塘江海潮为患，威胁两岸百姓生命财产，也影响到政府税收，钱镠发动民工兴建海塘。百姓中流传的“钱王射潮止灾”很能说明问题（注4）。据《十国春秋》（注5）记载，“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使得江海运输通畅，促进了外海贸易，可谓“舟楫辐辏，望不见其首尾”。在钱氏当政八十余年间，大力提倡佛教，西湖周边兴建了三百多座大小寺庙。《淳祐临安志》记载：东南塔庙之盛，始于唐代，盛于钱氏，“日增月益，不可遽数”，为杭州进香之旅的兴旺，打造了稚秀时期。

另一方面，杭州的石刻佛像兴起盛于其时，保存至今的将台山、慈云岭、石屋洞、飞来峰上的摩崖龕像，造型完整，雕工精细，神像优美，具有晚唐风格；石屋洞五百罗汉像，千姿百态，维妙维肖等成为是吴越国时期的艺术珍品。

东南第一州，北宋时，杭州已经成为“东南第一州”，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官营丝织作坊规模庞大，雕板印刷居全国之首，促进了城市的文化事业。手工业与农业的繁荣昌盛，又促进了江河海运以及外贸的兴起，杭州成为全国三大外贸口岸之一，形成了南场、北关、安溪、西溪、范浦、江涨桥、汤村、临平八大卫星城。

五代至北宋，杭州已成为“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之人众”的大都市了。

大国都城，一一二六年，北方女真攻陷汴京，宋室南渡。

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定都临安。皇城就设在凤凰山东麓，以唐宋州治为基础扩建而成。宋金议和后，一座座宫殿相继矗起，经过一百四十年的兴建，环绕凤凰山麓，方圆九里，宫殿林立，楼堂馆所亭阁层叠，不计其数。

在南宋治理的一百四十余年间，杭州一跃成为全国政经文化中心，不仅成为行政文化中心，也有了高度发达的手工业与繁荣的商业，一举成为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由于人口倍增，货物云集，商业繁荣，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欣欣向荣，最高学府太学设在今靠近延安路地块上，最多时达二、三千人；城市的公共服务业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城内外的瓦子瓦舍（游艺场所）有二十多处，成为一个亚洲的大都会。

省会所在地，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占杭州，不久南宋灭亡。

元廷降格临安府为杭州路，作为江浙行省的省会。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派大将常遇春进攻杭州，从东青门攻进杭城，后人将东青门改为“庆春门”，今尚存庆春路名。

明代改杭州路为杭州府，从江浙行省中划出杭、嘉、湖、甬、绍、台、婺、衢、严、温等置浙江行省，杭州仍为省会所在地。此后的数百年间，杭州一直作为省会驻地。

自元至清，杭州政治地位虽较吴越国、南宋有所下降，仍不失为东南重镇，经济持续发展，逐步成为江南丝织中心。

介入旅游规划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世界公园、七星迪拜、环球影城、迪斯尼乐园等大量西洋概念的旅游方式涌进国内，内地人对于现代旅游觉得是一件新鲜，或者说，完全陌生的事。在过往的漫长岁月里，人们被灌输的正统思想观念：旅游活动被认为是一种地主、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表现，一种不能接受的奢侈生活方式，此种观念长期徘徊不去。报刊上的通常定调，干部出行被称为“公务考察”，或者，对某地的“视察活动”，“旅游”这个概念仿佛只有洋人才被允许。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杭州只有二家旅行社，一是“中旅”（中国旅行社），另一家是“国旅”（中国国际旅行社）。上级对这二家国家旅行社的工作范围分别做了政策规定，中旅负责东南亚、日本与港澳地区华侨到杭州的旅游探亲活动；

国旅负责安排欧美等国到内地的旅游行程。

旅行社的导游被统称为“涉外工作人员”，一个必须经过严格政审（注6）特别吃香的行业。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国家的涉外政策逐步放宽，由严格限制的官方活动，逐步向老百姓放开，今后杭州旅游业开发究竟何去何从，仿效西方，还是传承本土？

自上至下，大家对旅游开发理念如何定位，有点迷茫。

“文化为旅游之根”

有一次，浙江省旅游局规划处的何思源处长在新华书店买到《南宋故都临安》一书，通读之后，眼前一亮，对于城市的历史文化脉络有了明晰的概念：旅游开发应当以本土文化为主导的想法渐渐形成。何处长通过杭师院找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林正秋。

何说，我与林老师交谈甚欢，对他提出的文化是旅游之根，文化可以转化为旅游资源的理念，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二人又在各种会议上晤面，聊得很多、很深、很投机，从浙江经济发展、西湖传统旅游方式，一直谈到杭州旅游业现状，以及说到未来杭州旅游的开发设想。何处长说：“林正秋的文化资源是旅游之根、文化资源可以转为旅游资源的理念，逐渐在脑海中明晰起来。”

“浙江文化旅游开发第一人”